[浙江] 劳务输出 人数锐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绍兴市出国劳务输出达到高峰，那时每年的输出量达到1000多人，最多时近2000人。但随着绍兴经济的发展，出去打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全市境外就业仅为172人，是历年来最少的。预计今年该市境外就业人数将进一步走低。
“洋打工”人数锐减
日本三年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者 周国勇
“洋打工”人数锐减
“如果要计算劳务输出的历史，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援外工程。”绍兴市外经贸局外经处处长骆及钢说，最早的时候，该市的劳务输出是“借船出海”，是挂靠省里的一些机构外派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该市有了自己的劳务输出机构。据介绍，该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劳务输出达到高峰，那时每年的输出量达到1000多人，最多时近2000人。但随着绍兴经济的发展，家门口赚钱容易了，出去打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绍兴全市境外就业仅为172人，是历年来最少的。预计今年该市境外打工人数将进一步走低。
由于出国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因此在该市的出国务工人群里，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尤其是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贫困山区和半山区。
据了解，现在全市劳务外派的目的地，主要是日本，其次是新加坡和新西兰。如去年的172人中，有142人去了日本。
从事的工种方面，绍兴的劳务人员主要集中在纺织印染、机械电子、食品加工、喷漆电焊等等。照骆处长的话说，是集中在绍兴的过剩产业方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先不说在坦桑尼亚遇害的诸暨小伙子郭程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去的，就事件本身来说，这样的事件只能说是意外，而不是境外就业的常态。恰恰相反，在我市劳务输出的过程中，这种事几乎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也不能说境外打工就是危途一条，这纯粹是意外！”骆处长说。而在记者的走访中，听到的也多是对境外打工的美好印象和难忘记忆。
日本三年改变了我的人生
今年30岁的孙金芳现在是诸暨一家国际外语培训机构的老师，如果不是曾经的日本打工生涯，谁能料到一个诸暨郊区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村丫头能够成为白领，而且被人尊称为老师。
1999年12月，在经过几个月的语言培训后，孙金芳与其他35名劳务外派人员一起飞往日本。在福井县大野市的一家内衣厂，孙金芳的工作是裁剪。还在老家的时候，孙金芳干的就是缝纫，但在日本这家内衣厂，她无需亲自动手，只需操作几台完全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化设备。
日本工厂的制度环境让这个农村丫头倍感新奇。“日本几乎都是白班，很少有两班倒，更没有三班倒。如果需要赶工期，厂里也会加班加点，但是以员工自愿为原则的。”孙金芳说，在日本加班，其实是个“美差”。为何呢？因为在日本，加班工资会很高，譬如她们企业，当时的加班费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小时40～50元，这比她在诸暨一天的工资还多。因此，中国派去的劳工，据说都非常热衷加班加点，因为加班越多，收入会越多。
在日本，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很多加班机会的。孙金芳所在的公司就很少。孙金芳统计了一下，每周日这一天基本休息，加上其他法定节假日，一年下来，休息的时间多达90天。尽管如此，那里的收入还是高得让人咋舌。第一年，算是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6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是5000元左右，之后2年就升至每月7.8万日元～12万左右日元。
愉快而舒畅的务工体验让孙金芳在3年劳务期到期时，想续签，而对方也有这个意思，但派遣制度不允许。
回到诸暨后，她先是在一家日资公司任职。4年前，又跳槽来到现在这家语言培训机构，培训的对象很多就是派往日本的劳务工。孙金芳不但讲授日语，还现身说法，讲述在日本的种种经历、种种感受。
孙金芳说，如果没有去日本打工的三年经历，我很难想象自己的人生会是怎样。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国外
与孙金芳一样，新昌人杨亚锋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去日本三年，除赚了不少钱外，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人生得到了一次磨练，自己的眼界和视野开阔了。“就像变了个人！”现在已是新昌一家防盗门窗专卖店老板的杨亚锋说，如果有机会，他会关了店门，去国外打工。
是什么让这位今年31岁的他如此向往国外？杨亚锋自有他的理由。
2004年春节刚开始，杨亚锋背负一身债务，前往日本。他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自己还很年轻。
在日本著名的城市名古屋，杨亚锋在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做钢筋工。这里都是全自动设备，开吊机也要求考取驾照。
在感受了日本企业的高度规范化和现代化，杨亚锋还发现了日本人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高度负责。“他们对工作的认真超出我们的想象，感觉很硬，无法动摇。”他说，譬如同样是建筑施工，如果下雨了，我们中国企业一般都停下了，但日本企业不会停下，而是继续进行，哪怕下冰雹，他们也会继续干。“除非风暴太大，不得不停下。”
一次，他去20多公里外的一个朋友那里玩，不慎将内藏7万多日元及身份证、银行卡等钱物的皮夹丢失了。一个日本青年捡到后，费尽心机，来回打车找了半天才找到他，然后分文不少地还给他，并坚决不要任何谢礼。还有一次，杨亚锋因找不到一位在中华料理店的日本朋友，去向一名日本姑娘问路，这名姑娘竟主动陪他一起乘坐3站公交车，将他送到目的地，然后再返回去。
“他们的友好，他们的文明素养，他们的礼貌待人，都是超出我想象的。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就是再粗鲁、再没素养，也会逼着自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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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提醒
不过话说回来，国外并非是遍地黄金的天堂，同样具有艰辛和风险。因此，有关部门的几点提醒和建议，可供出国就业的劳务外派人员注意。
绍兴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焕璋表示，出国劳务，最好找正规的、有资质的机构，万一发生纠纷，相对更有保障。他同时表示，由于出国就业需要经过一定的考试和选拔，因此并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另外，在申请外派的过程中，每个申请人都需要支付一笔费用，因此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的准备。
绍兴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老总邵芷玲提醒，每个出国劳务的人员，在出国前必须了解当地的政策动态、政治形势和社会局势，要熟悉并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待人友好，入乡随俗。
杨亚锋认为，同一批出国务工人员之间一定要团结。他以自身经历表示，大家宁可在家里吵，也不要在公司里或者其他公开场合争吵。在国外，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孙金芳则特别强调，出国务工人员在学好语言和掌握好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素养，尤其在公众场合。
